观点 | 李文亮医生：他吹响了哨声，却没能阻止瘟疫
2020-02-07 11:55:22
本期作者：韩晓晨，北京云通律师事务所律师，与癌共舞公益论坛版主、总法律顾问。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完了,应行的路我已经行尽了,当守的道我守住了。 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留存。” 《圣经-提摩太后书4》
北京时间2月6日21点30分，李文亮医生在武汉新华医院去世。
在此之前，他曾因“转发不实信息”、“造成社会不良影响”被武汉警方传唤训诫。
一、为他人抱薪者
2019年12月30日，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医生李文亮在其同学微信群中提示“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了7例SARS”、“最新消息是冠状病毒感染确定了，正在进行病毒分型”。
2020年的第一天，武汉警方发布通报称，一些网民发布、转发不实信息，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公安机关经调查核实，8名违法人员被依法传唤并进行了处理。
两天后，李文亮收到警方的训诫书。
1月7日，李文亮开始收治肺炎病人，1月10日中午开始咳嗽，11日发烧、12号住院。1月14日，李文亮被转往呼吸科隔离病房，并于2月1日被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那一天，他发表微博称：“今天核酸检测结果阳性，尘埃落定，终于确诊了”。
仿佛用自己的患病，验证了其所言的真实。
训诫事件与疫情事件发生后，中疾控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在面对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的访问时称“这八个人是可敬的”。
二、哨声少有人听见
时间回溯到2019年12月26日，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主任张继先相继接诊了7位发热、咳嗽的患者。CT影像中，他们的肺部呈现出与已知的病毒性肺炎完全不同的改变。
张继先发现，这七名患者中有四名来自华南海鲜市场，并且存在一家三口同时患病的情况。曾在2003年支援非典一线的她随即认识到其背后的流行病学特征。然而这些患者对现有的全部流感病毒相关检测全部呈现阴性。
张继先医生查看患者肺部影像。 图片| 武汉晚报
狐疑之下，张继先和所在医院在次日即将情况抓紧上报给武汉市江汉区疾控中心。
也就是说，疾控系统最早在2019年12月27日就接收到了疫情初起的信号。
然而此时，包括李文亮在内的一线医护人员依然在如常接诊患者。
1月7日，被警方训诫后的李文亮发现其收治的眼科病人胸部CT显示“双肺磨玻璃样病变”，确诊病毒性肺炎，而照顾她的家属和女儿也先后出现了发热症状。
这使得李文亮更加确信，这种病毒性肺炎“明显存在人传人”。他和所在科室立刻上报到了医务处。院内专家组会诊后，建议该患者在眼科隔离治疗。然而三日后，患者病情加重，转到呼吸内科隔离病房继续治疗。
几乎与此同时，李文亮开始出现咳嗽的早期症状。
1月11日，李文亮开始发烧，同一科室的同事也开始相继出现感染迹象。
就在这一天，他看到武汉市卫健委通报称“目前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
1月2日，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和危重症医学科主任王广发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医务人员尚无感染。
三、谁耽误了疫情通报
1月20日，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在连线央视记者时表示，可以确定武汉疫情存在人传人现象。
几天之后的美国时间1月29日，顶级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了一篇名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在中国武汉的初期传播动力学》的研究，称自2019年12月中旬以来，密切接触者之间已经发生了人与人之间的传播。此外，1月1日至1月11日期间，共有7位医务人员感染。
这篇文章署名的52位作者来自中国疾控中心、武汉疾控中心以及湖南省、四川省、贵州省、安阳市、盘锦市等全国十余个省市的疾控中心，中国疾控中心主任、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专家高福名列其中，通讯作者则是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和湖北省疾控中心主任杨波。
一时间，关于疾控系统“忙着发论文而不是防疫”的批评甚嚣尘上。科技部也随即发布通知，要求各科研单位在疫情防控任务完成之前，将精力放在攻关任务上，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虽然高福在1月30日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辩称，该研究是回顾性研究（即回顾已发生病例、取得事后之明），其所基于的425个病例均是之前已经公开的病例，而且科研本就是疾控中心的职责之一，但并没有回应中国疾控中心是何时得出“2019年12月份即在密切接触者中发生了人际传播”这一判断的。
根据通讯作者冯子健对财新网透露的消息，研究者是在1月23日拿到数据，最晚于26日向《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提交的论文。
然而疾控中心专家观察到“人传人”证据的时间必然会更早。
在此，我们不妨做一个合理的推测：
如果武汉市江汉区疾控中心在接到张继先医生快马加鞭上报的传染病例后，以同样的紧迫感开展调查和通报，并至少提示一线医护人员注意防护，李文亮医生能逃过被感染的命运吗？
起码从时间上看，他是可以的。
如果各级疾控中心能够充分重视疫情传播的早期苗头，及时核实研究，并至少在行政机关内部通报减少群体性活动，这场疫情的规模会更小一些吗？
起码从时间上看，也是可以的。
毕竟，武汉市文化旅游局是在1月17日启动“春节文化惠民活动”，并派发20万张免费游览景区的惠民券的，而武汉百步亭社区是在1月18日举办有4万余家庭10万人参与的“万家宴”的。
而这些人口密集的活动之所以如期举行，是因为在1月20日钟南山院士开口之前，疾控系统专家的口径都是“未见明显人传人迹象”、“疾病可防可控”。
不知道这些扶老携幼、欢天喜地庆祝春节的武汉市民，现在怎么样了？那时的他们必然料想不到，自己会被捻入引爆这场疫情的引线。
四、反思是最好的凭吊
灾难面前，人们习惯于从经典中寻找启迪和隐喻。因为阳光之下并无新事，一切教训都曾经反复地上演。
《圣经-提摩太后书》中，被囚困罗马的保罗写道：“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完了,应行的路我已经行尽了,当守的道我守住了。 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留存。”
李文亮医生完成了他的战役，人们说，这个世界欠你一声道歉。
我不确定这对他是否仍有意义。毕竟，他曾奋力吹响的哨声没能阻止疫情的爆发。
更好的凭吊，应该来自于人们的反思：
疫情之下，很多隐而未发的苟且和仓皇露出了破绽：
地方政府好大喜功，举办万人宴等群体活动（这类活动的存在本身透露出组织者的某种心态与追求，类似康熙年间的“千叟宴”），并在疫情传播后依然如期举办团拜会等文娱活动，为病毒传播创造了机会。
武汉百步亭街道举办的“万人宴”现场。图片| 荆楚网
红十字会系统对防疫物资的管理和分配令人发指的肆意、低效，作风官僚，并疑有救灾物资流向市场。在争分夺秒的一级响应时期，无疑于祸国殃民。
关于“谣言”的界定不清，执法随意性强。“双黄连能抑制病毒”引发的骚乱和哄抢，以及疾控中心一再宣称病毒“未见人传人迹象”，才是真正的失实之祸。
居民生活保障系统脆弱混乱，弱势群体和残障人士首当其冲。湖北红安居民焉小文因确诊新冠肺炎被带走隔离，17岁的脑瘫儿子鄢成因生活不能自理被拒绝收治留在家中。由于村干部疏于照料，仅仅6日后就死亡。
父亲鄢小文悉心照顾了17年的鄢成。图片 | 鄢小文微博
地方政府各自为政，违法截留征用防疫物资，对全国疫情防控缺乏全局意识，对公民和企业财产缺乏基本尊重。（《传染病防治法》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政府，只能征用本行政区域内的物资。如果涉及全国范围或者跨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的征用，应该由国务院进行。处于运输过程中的快递应当属于跨行政区域物品，因此，征用权仅属于国务院。）
慈善机构停摆，慢性病患者领药困难。重庆、湖南长沙等地癌症患者接到中华慈善总会通知，原本每月一次的慈善赠药领取因疫情原因暂停，何时恢复视防疫情况而定。享受“四免一关怀”政策的艾滋病患者同样无处领药。
肿瘤患者公益网站“与癌共舞论坛”微信群中，一名长沙患者反映无法领取慈善赠药。
看似繁华庄严的一切，在真正的疫情来临的短短几周之内，近乎分崩离析。
在这场战疫中，我们无疑目睹了巨大的人性的光辉与勇气，然而它们本不必如此惨烈。
人生如烛，苍生如磐。在我们为李文亮医生点燃一只蜡烛的同时，也能清晰地看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职责与命运是如何丝丝入扣地构成社会的机制的。
在我们自己的位置上，凭良知做正确的事情，不辜负信任与期待，是个人之善。
而依法律规定行使职权，不姑息滥权与谎言，是体制之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