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冬过后，“愈”见暖春：江歌案判决的解与说
2022-01-30 21:17:50
2022年1月10日，江歌妈妈江秋莲怀抱一审判决书走出法院。 图 | 自由摄影师夏天，界面新闻
果不其然，在江秋莲诉刘暖曦（原名刘鑫）侵害女儿江歌生命权案件宣判后上诉期的最后一天，刘鑫提出了上诉。
果不其然，刘鑫再次提到了江歌的名字：
“为了我，为了三叔（指江歌），为了三叔妈妈，为了我和三叔的绝世友情的真实再现，我必须上诉”。
果不其然，江歌妈妈淡然地说“我将积极应诉”。
这一切在她向刘鑫提起侵权之诉时起，就已在她的预料之中。
26个月13天，一审法院确定刘鑫侵权
2022年1月10日，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的一项民事判决引起了热议。
“江歌案”受害人江歌的母亲江秋莲于2019年在该院提起民事诉讼，以被告人刘暖曦侵害其女江歌生命权，并在后续不断以不当言论刺激原告造成其精神损害为由，请求法院判决刘暖曦做出赔偿。
刘暖曦与江秋莲的独生女江歌原来是日本语言学校的同学和好友。2016年9月，刘暖曦因与前男友陈世峰分手受到纠缠而向江歌求助，江歌同意刘暖曦借住在其租赁的公寓内。
2016年11月2日下午，陈世峰前往公寓要求与刘暖曦见面，刘暖曦请求江歌深夜陪同回家。次日凌晨，陈世峰预谋杀害刘暖曦而来到公寓门外埋伏，江歌在地铁站接到刘暖曦一同回家时遭遇陈世峰，刘暖曦率先进入屋内并将房门反锁，进而阻断了江歌的逃生路径。
陈世峰逃离现场后，刘暖曦明知江歌的受害状态却未予积极救助，最终导致江歌因失血过多死亡（这是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根据证据确认的事实）。
2017年12月20日，日本东京地方裁判所以故意杀人罪和恐吓罪判处被告人陈世峰有期徒刑20年（日本死刑的适用极为谨慎，近50年来仅有50人左右被执行死刑）。
行凶者虽受到制裁，但将江歌推向险境的刘暖曦仍然欠江秋莲和社会一个交代。
江歌虽是在日本受到人身伤害，但她的生命健康权仍受我国法律保护。江歌母亲江秋莲于是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向被告刘暖曦的住所地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提起诉讼。
受案26个月13天后，青岛市城阳区法院宣告了判决：
1.被告刘暖曦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江秋莲各项经济损失496000元；
2.被告刘暖曦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江秋莲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0元；
3.驳回原告江秋莲的其他诉讼请求。
2019年8月10日，江秋莲在江歌房间里，房间的布置也一如江歌生前，从未改变。 图 | 自由摄影师夏天，界面新闻
突破难点：刘鑫究竟有什么错
虽然最终法院支持的赔偿与江歌妈妈主张的数额（207万元）仍差距不小（有部分经济损失未能得到证据支持），但终归是突破了精神损害赔偿实践中通常不超过5万元的隐形天花板。
最重要的是，判决明确了刘暖曦对江歌之死应承担的责任。
从社会各界的反应来看，这样的判决是人们普遍期待的结果，也让很多人为江歌妈妈揪紧的心安防下来。
毕竟在江歌案发生之后，很多法律人士在谈及刘暖曦的责任追究时都顾虑重重。
我国《侵权责任法》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存在“过错”是承担“责任”的前提。
刘暖曦并非直接刺杀江歌的凶手，关门和锁门也可属于紧急避险，未及时施救和告知江歌妈妈案件基本情况则可以以“听从日本警方”进行抗辩。虽然“农夫与蛇”的故事令人义愤，但要法律上明确说出刘暖曦究竟“错”在哪里却不容易。
刘暖曦代理律师在庭审中辩称江歌遇害是陈世峰行为造成，刘暖曦对此并无过错。图片截取自央视网新闻。
因此，很多人担心江歌案折腾半天，“很可能只有道德的谴责，却无法律的赔偿”。
对此，城阳区人民法院在民法的诚实信用和权利义务相统一两个基本原则中，找到了向刘暖曦追责的依据。
受助者应有善意提醒和诚实告知义务
刘暖曦对江歌生命权遭受侵害存在过错的主要原因是，江歌与她之间存在一定的救助关系：
当刘暖曦因与前男友陈世峰发生感情纠葛遭到纠缠滋扰时，江歌热心向刘暖曦伸出了援手，为其提供了安全的居所，并实施了劝解、救助和保护行为。
此时，她们之间的关系已不是单纯的友情，而是在友情基础上形成了救助关系。相应地，作为被救助者和危险的引入者，刘暖曦对江歌负有必要的注意义务及安全保障义务。
但事实是，她明知陈世峰的性格行为特点和行为的危险性，却不仅没有向江歌进行提示告知，还阻止江歌报警，并要求江歌在深夜陪其返回公寓，将江歌引入因其个人感情纠葛引发的侵害危险之中，没有充分尽到善意提醒和诚实告知的注意义务。
而案发时，刘暖曦先一步进入公寓，并锁门自保，致使江歌被阻挡在自己居所的门外，暴露在不法侵害之下，孤立无援，从而受到伤害失去生命。刘暖曦显然没有尽到社会交往中的安全保障义务。
2022年1月10日，庭审结束后的江秋莲抱着装有女儿衣服的背包痛哭。图片来源于人民视觉
因此法院认定，在江歌被害案中，刘暖曦具有明显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尤其刘暖曦作为江歌的好友和被救助者，在事发之后，非但没有心怀感恩并对逝者亲属给予体恤和安慰，反而以不当言语相激，进一步加重了江歌母亲的伤痛，其行为有违常理人情，应予谴责并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司法审判指引社会价值路标
司法裁判是社会生活的指示牌。青岛市城阳区法院也通过这一判决告诉人们：
在社会交往中，引入侵害危险、维持危险状态的人，负有采取必要合理措施以防止他人受到损害的安全保障义务：在形成救助关系的情况下，施救者对被救助者具有合理的信赖，被救助者对于施救者负有更高的诚实告知和善意提醒的注意义务。这正是民法诚实信用基本原则和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在现实生活中的适用。
法律条文和实质正义，在这一刻重合。
江歌案和朱令案一样，是我心中一直以来的意难平。作为一个母亲，我担忧江歌妈妈如何面对孩子的过去和自己的未来。作为一个法律人，我担忧我们的法律体系，最终能否给予江歌妈妈一个她所期待的结局。
法律和道德在社会生活的调节中各有分工，这已是老生常谈。但如果我们只能退而寄望于道德的谴责，就说明我们的立法司法能力还很薄弱，只能将法律的公义沦丧为言语的私刑。
好在，江歌案的一审判决，在让人们目睹过最冷的人性后，带来了这个新年最治愈的信息。
我相信江歌妈妈对这样的判决是有过顾虑和隐忧的。在本案因审判长突发疾病而延迟宣判时，她表达的“无法理解”四个字背后是无限的困惑、无助和惊怒。
所幸，宣判虽然推延，正义没有迟到。所幸，法律适用的进步捍卫了我们这个社会的道德体系和内心良知。道德虽知晓畏死的恐惧，法律仍成为道德的盾牌。
期待在二审，再次目睹法律的胜利。
